1969年的那個開學季,我在五哥的陪伴下,踏進了村辦小學的大門,開啟了一段嶄新的生活歷程。
學校就在離我們家不遠的防洪堤上,青磚黛瓦,青樹拂檐。它展古風于四面,修舊顏于八方,在那個貧瘠荒寒的年代里,鶴立雞群于滿目茅舍中。
一條小路,南北橫亙,小蛇一樣的。每天清晨,鄰里四、五個與我年齡差不多的小伙伴,正好同一個班,大家背著裝滿了知識的書包,挨門挨戶地吆喝著同學的乳名,一路喊將過去。
放學鈴聲一響,校園里立馬鬧騰起來,蝗蟲一樣的孩子橫沖直撞地從關(guān)了一天的籠子里迫不及待地飛了出來,我們排著隊,男生背著書包嘻嘻哈哈笑著,女生踢著毽子嘰嘰喳喳吵著,灑下一路的歡笑。
學校主要開設語文和算術(shù)兩門課程。班主任曹老師信奉嚴師出高徒,平時對我們很嚴厲,總板著個臉,很少言笑,她戴著一副眼鏡,兩道寒光從鏡片的上沿經(jīng)常掃射。她總是認真負責地管著我們的午睡,誰要是不老實,就會被罰出去在火辣辣的陽光底下站著。
我們的作業(yè)最難的便是摘抄毛主席語錄,必須一字不差,包括標點符號,不能有絲毫馬虎,可上綱上線到階級感情、階級立場的高度。有一天,上早自習的時候,同桌的高就以莫須有的名目向曹老師舉報,說我寫反動文字。曹老師立馬告訴她那當公社治保主任的丈夫,更因她丈夫的威迫利誘,幾個和我一同長大的同學加童年伙伴又一起證明我的“一慣反動”,于是,六歲半的我,就成了喊反動口號的人,理所當然地成了“反革命”,我的父親也受到牽連。從此,讓村里某些人帶著輕視的目光打量我們,挖苦、諷刺也是常有的事,在他們眼里,我們家一輩子不會出頭了。我的理想、勇氣、幸福,在成長的路途上,也像氣門嘴出了毛病的輪胎,一點點地泄光了。
由于剛?cè)雽W時的痛苦經(jīng)歷,加上“家庭出身”不好,我在班里很受歧視,在同學面前感覺見人矮三分,當我欲與那些“根正苗紅”的同學交往時,迎接我的往往是鄙夷的目光,讓我感受一種沉重的壓迫以至于無法反抗,那種步步緊逼的孤獨、恐懼和自卑,比刀子更深入骨髓,比絕望更逼人沉淪。這樣的成長環(huán)境,造成了我外表大大咧咧,內(nèi)心細膩敏感的雙重性格,并逐漸將我培育成一個孤僻、沉默、低調(diào)的少年。
漸漸地,我也成了一名懷疑自己的人。有一次,算術(shù)老師指著一道題目問道:“誰會做這道題?”我想到了答案,但是,就在我準備舉手的那一剎那,突然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說:“九滿,你就算了吧,聽老師說答案好了。如果你答錯了,同學們都會嘲笑你的!”于是,我快速地將手縮回課桌上。老師看到我在猶豫,便微笑著問我:“九滿,你知道嗎?”老師那雙溫情的眼睛里充滿了期待的目光,渴望從我口中得到答案,而我卻讓他失望地走開了。
那時候,我們學習文化的時間不多,參加體力勞動的時間卻不少。學校有一片教學基地,老師時常帶著我們下地勞動。春天,我們一起把那幾塊地翻過后,用鋤頭把土塊打碎,等把地疏松得如同面包一般,再將農(nóng)家肥均勻撒開,學著大人的樣子將種子埋入土中,似乎滿眼都是收獲的景象。夏天,地里的莊稼長勢喜人,我們走過路過總要回頭看上幾眼,就像惦記自己的親人一樣,人和土地的感情就這樣在我們心里扎下了根。秋天,我們和老師一起掰玉米、刨紅薯……
進入小學高年級后,喜好“文字獄”的曹老師調(diào)回了老家,班主任老師換成了與我同村的周老師。周老師朝氣蓬勃、青春恣意、面容和藹,輔以優(yōu)雅的談吐,給人以滿滿地睿智和文藝才情之感。他講課生動活潑,教學嚴謹認真。他的語文課堂既有溫度又有深度,不僅教給我們學習生活、做人做事的方法和道理,還給我們樹立了人生觀、價值觀和世界觀。
周老師像兄長一樣關(guān)心我的學習,對我的作文給予了布局謀篇方面的輔導,很多次,周老師把我的作文念給同學們聽,一邊讀一邊評,對我贊賞愛護有加,他還把我的文章《可愛的春天》推薦到公社中學去作范文。周老師對我的關(guān)心、支持和幫助,讓我那憂郁、自卑的心理獲得了不少稀釋和慰藉,F(xiàn)在,我勉強能寫點東西,與周老師當年的鼓勵和付出是分不開的。
那時候,屋后的藕池河對我也是不離不棄,讓它逐漸成了我的至愛。放學后,我時常和小伙伴們一起去河里瀟灑,滿足那種自由、活躍、開朗帶來的歡樂和幸福,在清涼的水域里,我們時而魚翔淺底,時而蛟龍出海,把寧靜的藕池河攪得惴惴不安,哪里還顧得上家長的訓斥和老師的告誡。
我的小學,在名目繁多的運動與勞動中把學業(yè)荒廢了。本應在時間的河床上凝聚起沉潛的力量,讓我與時代一起向陽生長,而我,卻在本該增長知識筑牢人生基礎的年齡,只是豐滿了身體簡單了頭腦。這既是個人之痛,也是大時代之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