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小學記憶

 1969年的那個開學季，我在五哥的陪伴下，踏進了村辦小學的大門，開啟了一段嶄新的生活歷程。

學校就在離我們家不遠的防洪堤上，青磚黛瓦，青樹拂檐。它展古風于四面，修舊顏于八方，在那個貧瘠荒寒的年代里，鶴立雞群于滿目茅舍中。

一條小路，南北橫亙，小蛇一樣的。每天清晨，鄰里四、五個與我年齡差不多的小伙伴，正好同一個班，大家背著裝滿了知識的書包，挨門挨戶地吆喝著同學的乳名，一路喊將過去。

放學鈴聲一響，校園里立馬鬧騰起來，蝗蟲一樣的孩子橫沖直撞地從關(guān)了一天的籠子里迫不及待地飛了出來，我們排著隊，男生背著書包嘻嘻哈哈笑著，女生踢著毽子嘰嘰喳喳吵著，灑下一路的歡笑。

學校主要開設語文和算術(shù)兩門課程。班主任曹老師信奉嚴師出高徒，平時對我們很嚴厲，總板著個臉，很少言笑，她戴著一副眼鏡，兩道寒光從鏡片的上沿經(jīng)常掃射。她總是認真負責地管著我們的午睡，誰要是不老實，就會被罰出去在火辣辣的陽光底下站著。

我們的作業(yè)最難的便是摘抄毛主席語錄，必須一字不差，包括標點符號，不能有絲毫馬虎，可上綱上線到階級感情、階級立場的高度。有一天，上早自習的時候，同桌的高就以莫須有的名目向曹老師舉報，說我寫反動文字。曹老師立馬告訴她那當公社治保主任的丈夫，更因她丈夫的威迫利誘，幾個和我一同長大的同學加童年伙伴又一起證明我的“一慣反動”，于是，六歲半的我，就成了喊反動口號的人，理所當然地成了“反革命”，我的父親也受到牽連。從此，讓村里某些人帶著輕視的目光打量我們，挖苦、諷刺也是常有的事，在他們眼里，我們家一輩子不會出頭了。我的理想、勇氣、幸福，在成長的路途上，也像氣門嘴出了毛病的輪胎，一點點地泄光了。

由于剛?cè)雽W時的痛苦經(jīng)歷，加上“家庭出身”不好，我在班里很受歧視，在同學面前感覺見人矮三分，當我欲與那些“根正苗紅”的同學交往時，迎接我的往往是鄙夷的目光，讓我感受一種沉重的壓迫以至于無法反抗，那種步步緊逼的孤獨、恐懼和自卑，比刀子更深入骨髓，比絕望更逼人沉淪。這樣的成長環(huán)境，造成了我外表大大咧咧，內(nèi)心細膩敏感的雙重性格，并逐漸將我培育成一個孤僻、沉默、低調(diào)的少年。

漸漸地，我也成了一名懷疑自己的人。有一次，算術(shù)老師指著一道題目問道：“誰會做這道題?”我想到了答案，但是，就在我準備舉手的那一剎那，突然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說：“九滿，你就算了吧，聽老師說答案好了。如果你答錯了，同學們都會嘲笑你的！”于是，我快速地將手縮回課桌上。老師看到我在猶豫，便微笑著問我：“九滿，你知道嗎?”老師那雙溫情的眼睛里充滿了期待的目光，渴望從我口中得到答案，而我卻讓他失望地走開了。

那時候，我們學習文化的時間不多，參加體力勞動的時間卻不少。學校有一片教學基地，老師時常帶著我們下地勞動。春天，我們一起把那幾塊地翻過后，用鋤頭把土塊打碎，等把地疏松得如同面包一般，再將農(nóng)家肥均勻撒開，學著大人的樣子將種子埋入土中，似乎滿眼都是收獲的景象。夏天，地里的莊稼長勢喜人，我們走過路過總要回頭看上幾眼，就像惦記自己的親人一樣，人和土地的感情就這樣在我們心里扎下了根。秋天，我們和老師一起掰玉米、刨紅薯……

進入小學高年級后，喜好“文字獄”的曹老師調(diào)回了老家，班主任老師換成了與我同村的周老師。周老師朝氣蓬勃、青春恣意、面容和藹，輔以優(yōu)雅的談吐，給人以滿滿地睿智和文藝才情之感。他講課生動活潑，教學嚴謹認真。他的語文課堂既有溫度又有深度，不僅教給我們學習生活、做人做事的方法和道理，還給我們樹立了人生觀、價值觀和世界觀。

周老師像兄長一樣關(guān)心我的學習，對我的作文給予了布局謀篇方面的輔導，很多次，周老師把我的作文念給同學們聽，一邊讀一邊評，對我贊賞愛護有加，他還把我的文章《可愛的春天》推薦到公社中學去作范文。周老師對我的關(guān)心、支持和幫助，讓我那憂郁、自卑的心理獲得了不少稀釋和慰藉�，F(xiàn)在，我勉強能寫點東西，與周老師當年的鼓勵和付出是分不開的。

那時候，屋后的藕池河對我也是不離不棄，讓它逐漸成了我的至愛。放學后，我時常和小伙伴們一起去河里瀟灑，滿足那種自由、活躍、開朗帶來的歡樂和幸福，在清涼的水域里，我們時而魚翔淺底，時而蛟龍出海，把寧靜的藕池河攪得惴惴不安，哪里還顧得上家長的訓斥和老師的告誡。

我的小學，在名目繁多的運動與勞動中把學業(yè)荒廢了。本應在時間的河床上凝聚起沉潛的力量，讓我與時代一起向陽生長，而我，卻在本該增長知識筑牢人生基礎的年齡，只是豐滿了身體簡單了頭腦。這既是個人之痛，也是大時代之哀。